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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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个月内，苏联与西方盟国达不成（完全有可能达不成）协议，民主德国接管了城市全部控制权力，那么，人们可能就再没有机会跑到西方去了。根据统计材料，1959年，从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数是143，917人；到196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99，188人。而从1961年1月到7月，大约每月都有超过10万人跑到西德。到了8月，即在柏林墙建立前的两星期里，共有47，000人逃过了东德边界。难以否认，这股巨大的几乎每日每刻都在发生的“逃亡潮”，对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政治合法性和人心士气，都构成了极大冲击。不想出对策已经不行了。
在赫鲁晓夫“最后通牒”没有得到西方回应和民主德国人口继续大量外流的严重情况下，赫鲁晓夫终于同意了SED党中央关于建立柏林墙的请求。8月3日至5日，华沙条约国在莫斯科开会，批准了建墙决定。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安全部门也准备好了共485吨带铁蒺藜的铁丝网。8月13日一清早，一道震惊了柏林人也震惊了世界的隔离墙，出现在柏林街头。
在这之后许久，人们还在不断思考和争论：柏林墙的建立，到底象征了社会主义的坚强还是表现了它的软弱？这道墙说到底是保护了社会主义还是损坏了它？
当然，1989年11月柏林墙的最后倒塌，被普遍看作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象征。它还被人们当作冷战结束的标志。连远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老布什总统图书馆里，都被空运去一块柏林墙的残骸，以示馆主人在这场剧变中获得的荣耀。但所有这些，都是柏林墙建立28年以后的事情。它们不足以说明当时人的感受和决心。
那么，当时人的感受和决心应由什么来说明呢？
如果以下这句话的可靠性能被确认，那么，它应该是最能表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的真实看法的。1958年8月，当苏联得知大量东德知识分子出逃西德时，赫鲁晓夫据传曾对SED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看来“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Wecannotcompetewithcapitalismwithopenborders）。
不管是随口而出还是出于深思熟虑，赫鲁晓夫的这句话都颇值玩味。在某种程度上，它道出了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感到的压力、窘迫、被动甚至危机。这些感觉意味着，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如果没有任何屏障地、面对面地、自由地较量，社会主义似乎总处下风，至少，要赢得主动非常困难。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民主德国刚好处在同资本主义竞争的最前沿。它让赫鲁晓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才能摆脱被动？
但是，赫鲁晓夫在1958年8月讲出这样的话，又让人感到诧异。
1958年8月是什么日子？那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发动“跃进”，以赶超资本主义的轰轰烈烈的时代。此前一年，苏联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成功。这个成就不仅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而且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大为恐慌。毛泽东当年底在莫斯科会议上高兴地说，你美国也把个山药蛋抛到天上去试试看！赫鲁晓夫当时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在钢铁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生产指标上赶上或超过美国。中国则提出在1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民主德国不仅取消实行了十几年的配给制，而且宣布要在1961年或1962年全面赶超西德。
然而，即使有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赫鲁晓夫的话和民主德国大量人口外逃的事实，还是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不管赫鲁晓夫还是乌布利希，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决不是凭喊口号可以做到的。你必须拿出比对面资本主义还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准，才能吸引人民，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的诱惑。否则，你只能永远被动。可以说，在批准建立柏林墙的那一刻，他们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薄弱和短处，也觉察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动力。
于是，一道绵延155公里的柏林墙被建立起来。当时SED党和民主德国政府的确设想，用这道墙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分隔开。在墙的这一边，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时间，专心做自己的事，暂时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如果说，这个设想在当时的确有道理也可行，那么从长远看，它仍然还是一个被动性的选择。因为，人们还可以这样设想：为什么建墙的是我们而不是西部？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主动拆掉这道墙？可是，直到1989年10月，也就是柏林墙已在被撼动的一刻，SED党总书记昂纳克仍然强调：即使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柏林墙还将存在！历史迈进了28年，柏林墙也已建造了28年，可社会主义始终没能由被动转为主动，甚至，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还寄希望于墙再存在半个世纪以上。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悲哀。表面上，柏林墙把西柏林孤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它是保护着被动并把社会主义自己封闭起来！
应该承认，柏林墙建立后，隔离功能立刻发生了效力，东德人西逃的数量大大减少。据统计，从1961年8月至1980年，成功出走西德的民主德国人只有17.7万，这就是说，在20年里外逃者的总和，还不足柏林墙建立之前两个月的人数。
同时，研究也表明，柏林墙建立后的几年内，是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生活最为平静的时期。SED党依靠原有的工业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社会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种努力也使民主德国始终处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水平的首位。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SED党在柏林墙建立之后甚至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当时，乌布利希第一书记曾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制度，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不能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乌布利希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很长的相对独立的阶段。在这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社会中还应允许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SED党中央还根据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制定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中的一部分，特别提出要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这就是民主德国有名的NEWECONOMICMANAGEMENTSYSTEM（“新经济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宁愿承担当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始终实行对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高额补贴和非常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据说，柏林墙那一边的西德政府，为了稳定社会民心，也曾学习和仿效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制。
然而，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有的改革尝试一样，民主德国的改革思想也未能付诸实现。其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这里不做详论。需要指出的则是，柏林墙的封闭作用（当然更多的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虽然缓和了由大量人员出逃引起的政治危机，但也隔绝了某种时代前进的信息。很多原SED党的领导干部反思说，当时党和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相对有利的时机，牢牢把握已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科学技术新潮流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新变化，与时俱进，成功发展自己。结果，同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事实证明，柏林墙的确封闭了社会主义本应具有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先进性。
几乎从一开始，柏林墙就被西方攻击为罪恶的象征。以墙边的遇难者为说辞，它被冠以各种邪恶和非道义的名称。在所有这些诟病中，以1987年7月美国总统里根的勃兰登堡门演说最煽情。里根当时面对激动的人群说了这样两句话：戈尔巴乔夫先生，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请打开这道门（按指勃兰登堡门），请撕开这道墙！
此时，戈尔巴乔夫正把苏联的“改革”和“公开性”推进到新高度。他更关注的自然是苏联自身的变化，而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则不断放出“空气”：你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而自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和不久之后“团结工会”应声而起，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已的时代，已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在不断出现的政治风潮中，匈牙利于1989年签署了联合国难民议定书。这件事触发了自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来东欧各国广泛存在的“难民”出走潮。民主德国自不能免。大量东德人又开始取道匈牙利、捷克和波兰逃往西德。至1989年10月，总共已有3万人分别从布达佩斯、华沙和布拉格出走到西部。人口外逃引起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再次成为民主德国的政治症结。
作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整体之一员的民主德国，在左邻右舍相继发生政治剧变的影响下，左支右绌，风雨飘摇。而在11月9日柏林墙开放之前，戈尔巴乔夫早就私下对西方记者说，看来，德国的统一，已不可避免。说这话时，戈已然放弃了再去保卫民主德国的意愿。比起他的前辈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显然更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就这样，民主德国，一个曾经有过辉煌但也屡经严重挑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注定了自己的命运。
今天，柏林城还留下六处柏林墙的遗迹。这是“胜利者”有意留下的。几乎所有的旅游者，都要被带到这些遗迹前接受“教育”。跨过这些遗址，人们还能依稀辨认东西柏林的不同风格。西面的建筑自由挥洒，东面的建筑整齐划一。而它们的存在，留给后人一个不尽的思索：凭一道封闭的围墙，能最终保护自己，战胜对手吗？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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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个月内，苏联与西方盟国达不成（完全有可能达不成）协议，民主德国接管了城市全部控制权力，那么，人们可能就再没有机会跑到西方去了。根据统计材料，1959年，从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数是143，917人；到196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99，188人。而从1961年1月到7月，大约每月都有超过10万人跑到西德。到了8月，即在柏林墙建立前的两星期里，共有47，000人逃过了东德边界。难以否认，这股巨大的几乎每日每刻都在发生的“逃亡潮”，对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政治合法性和人心士气，都构成了极大冲击。不想出对策已经不行了。
在赫鲁晓夫“最后通牒”没有得到西方回应和民主德国人口继续大量外流的严重情况下，赫鲁晓夫终于同意了SED党中央关于建立柏林墙的请求。8月3日至5日，华沙条约国在莫斯科开会，批准了建墙决定。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安全部门也准备好了共485吨带铁蒺藜的铁丝网。8月13日一清早，一道震惊了柏林人也震惊了世界的隔离墙，出现在柏林街头。
在这之后许久，人们还在不断思考和争论：柏林墙的建立，到底象征了社会主义的坚强还是表现了它的软弱？这道墙说到底是保护了社会主义还是损坏了它？
当然，1989年11月柏林墙的最后倒塌，被普遍看作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象征。它还被人们当作冷战结束的标志。连远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老布什总统图书馆里，都被空运去一块柏林墙的残骸，以示馆主人在这场剧变中获得的荣耀。但所有这些，都是柏林墙建立28年以后的事情。它们不足以说明当时人的感受和决心。
那么，当时人的感受和决心应由什么来说明呢？
如果以下这句话的可靠性能被确认，那么，它应该是最能表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的真实看法的。1958年8月，当苏联得知大量东德知识分子出逃西德时，赫鲁晓夫据传曾对SED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看来“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Wecannotcompetewithcapitalismwithopenborders）。
不管是随口而出还是出于深思熟虑，赫鲁晓夫的这句话都颇值玩味。在某种程度上，它道出了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感到的压力、窘迫、被动甚至危机。这些感觉意味着，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如果没有任何屏障地、面对面地、自由地较量，社会主义似乎总处下风，至少，要赢得主动非常困难。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民主德国刚好处在同资本主义竞争的最前沿。它让赫鲁晓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才能摆脱被动？
但是，赫鲁晓夫在1958年8月讲出这样的话，又让人感到诧异。
1958年8月是什么日子？那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发动“跃进”，以赶超资本主义的轰轰烈烈的时代。此前一年，苏联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成功。这个成就不仅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而且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大为恐慌。毛泽东当年底在莫斯科会议上高兴地说，你美国也把个山药蛋抛到天上去试试看！赫鲁晓夫当时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在钢铁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生产指标上赶上或超过美国。中国则提出在1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民主德国不仅取消实行了十几年的配给制，而且宣布要在1961年或1962年全面赶超西德。
然而，即使有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赫鲁晓夫的话和民主德国大量人口外逃的事实，还是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不管赫鲁晓夫还是乌布利希，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决不是凭喊口号可以做到的。你必须拿出比对面资本主义还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准，才能吸引人民，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的诱惑。否则，你只能永远被动。可以说，在批准建立柏林墙的那一刻，他们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薄弱和短处，也觉察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动力。
于是，一道绵延155公里的柏林墙被建立起来。当时SED党和民主德国政府的确设想，用这道墙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分隔开。在墙的这一边，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时间，专心做自己的事，暂时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如果说，这个设想在当时的确有道理也可行，那么从长远看，它仍然还是一个被动性的选择。因为，人们还可以这样设想：为什么建墙的是我们而不是西部？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主动拆掉这道墙？可是，直到1989年10月，也就是柏林墙已在被撼动的一刻，SED党总书记昂纳克仍然强调：即使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柏林墙还将存在！历史迈进了28年，柏林墙也已建造了28年，可社会主义始终没能由被动转为主动，甚至，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还寄希望于墙再存在半个世纪以上。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悲哀。表面上，柏林墙把西柏林孤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它是保护着被动并把社会主义自己封闭起来！
应该承认，柏林墙建立后，隔离功能立刻发生了效力，东德人西逃的数量大大减少。据统计，从1961年8月至1980年，成功出走西德的民主德国人只有17.7万，这就是说，在20年里外逃者的总和，还不足柏林墙建立之前两个月的人数。
同时，研究也表明，柏林墙建立后的几年内，是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生活最为平静的时期。SED党依靠原有的工业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社会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种努力也使民主德国始终处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水平的首位。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SED党在柏林墙建立之后甚至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当时，乌布利希第一书记曾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制度，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不能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乌布利希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很长的相对独立的阶段。在这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社会中还应允许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SED党中央还根据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制定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中的一部分，特别提出要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这就是民主德国有名的NEWECONOMICMANAGEMENTSYSTEM（“新经济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宁愿承担当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始终实行对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高额补贴和非常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据说，柏林墙那一边的西德政府，为了稳定社会民心，也曾学习和仿效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制。
然而，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有的改革尝试一样，民主德国的改革思想也未能付诸实现。其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这里不做详论。需要指出的则是，柏林墙的封闭作用（当然更多的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虽然缓和了由大量人员出逃引起的政治危机，但也隔绝了某种时代前进的信息。很多原SED党的领导干部反思说，当时党和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相对有利的时机，牢牢把握已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科学技术新潮流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新变化，与时俱进，成功发展自己。结果，同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事实证明，柏林墙的确封闭了社会主义本应具有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先进性。
几乎从一开始，柏林墙就被西方攻击为罪恶的象征。以墙边的遇难者为说辞，它被冠以各种邪恶和非道义的名称。在所有这些诟病中，以1987年7月美国总统里根的勃兰登堡门演说最煽情。里根当时面对激动的人群说了这样两句话：戈尔巴乔夫先生，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请打开这道门（按指勃兰登堡门），请撕开这道墙！
此时，戈尔巴乔夫正把苏联的“改革”和“公开性”推进到新高度。他更关注的自然是苏联自身的变化，而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则不断放出“空气”：你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而自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和不久之后“团结工会”应声而起，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已的时代，已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在不断出现的政治风潮中，匈牙利于1989年签署了联合国难民议定书。这件事触发了自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来东欧各国广泛存在的“难民”出走潮。民主德国自不能免。大量东德人又开始取道匈牙利、捷克和波兰逃往西德。至1989年10月，总共已有3万人分别从布达佩斯、华沙和布拉格出走到西部。人口外逃引起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再次成为民主德国的政治症结。
作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整体之一员的民主德国，在左邻右舍相继发生政治剧变的影响下，左支右绌，风雨飘摇。而在11月9日柏林墙开放之前，戈尔巴乔夫早就私下对西方记者说，看来，德国的统一，已不可避免。说这话时，戈已然放弃了再去保卫民主德国的意愿。比起他的前辈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显然更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就这样，民主德国，一个曾经有过辉煌但也屡经严重挑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注定了自己的命运。
今天，柏林城还留下六处柏林墙的遗迹。这是“胜利者”有意留下的。几乎所有的旅游者，都要被带到这些遗迹前接受“教育”。跨过这些遗址，人们还能依稀辨认东西柏林的不同风格。西面的建筑自由挥洒，东面的建筑整齐划一。而它们的存在，留给后人一个不尽的思索：凭一道封闭的围墙，能最终保护自己，战胜对手吗？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