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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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尔计划。它将大量资金和物资注入到西欧，当然也包括西部德国。二是苏联要求的100亿美元战争赔款，因西方盟国的抵制，绝大部分只能从东部德国获取。苏军在东部占领区拆运大量机器设备运回苏联，使原本已经百孔千疮的东部生产设施，遭到更大的损害。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著名照相机蔡斯?依康工厂，也是在这时作为赔偿而被运到苏联的。
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前，德共和苏联军事管制当局曾努力寻找措施，以稳定东部德国人民的生活供应。例如1947年10月9日由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234号命令，就采用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做法，对工作在生产第一线如冶金、机械、煤炭和电力部门的工人，实行保障性的食品供应。民主德国成立后，政府继续千方百计地扩大供给，解决民生问题。如提供低价配给的生活必需品，并同时设立高价非配给商店，以扩大供应，回笼货币，打击黑市。一度，西部德国人大量跑到东部，在非配给商店购买物品，再回到西部倒卖。
经过努力，民主德国人民议会于1958年5月宣布取消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7月，德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进步计划，名为“主要经济任务”（MAINECONOMICTASK），宣布到1961至1962年在人均食品和最重要的工业消费品方面超过西德。
事实上，“主要经济任务”的提出，也反映了正在出现、并不断扩大的东西德国之间的生活差距。在西方强大的经济援助支持下，西德通过货币改革，社会生产和生活都很快得到改善。从1949年到1952年，西德工业生产指数从83增长到146（以1936年为100）。1952年，西德首次赢得外贸顺差，同时，社会失业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社会消费品方面，西德早于1950年就宣布取消了配给制。在生活必需品如肉、蛋、奶、黄油、奶酪、蔬菜等供应方面，完全取消了限制。同时，代表社会生活水准的耐用消费品如电视、冰箱、电烤炉、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也普遍进入家庭生活。此外，西部德国的人均住房条件也远远超过了东部。五十年代中期，西德开始有了自选商店。人们的购物方式从而发生了质的改变。
无疑，在这片不足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行“两国两制”的共居（德国领土面积比我国云南省小近4万平方公里），要使“两制”间的人们不存在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西部的生活状况通过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甚至走亲戚等渠道，为东部民众所知悉。当年的孩子们如今还可以回忆起，他们经常看到西部来的亲戚们拿出诱人食欲的食品，听他们说家里又添置了什么新“玩意”。在孩子的眼里，西部的玩具都是先进和色彩鲜艳的。
毋庸讳言，东部的生活水平要相差很多。1958年以前，民主德国不仅生活必需品要靠配给，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人民所需的鞋、纺织品和基本服装的供应也存在困难。而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吸尘器、摩托车和汽车这些耐用消费品，则远未普及。1958年以后，人们生活因取消配给而得到很大改善，但标志社会生活富足的耐用消费品仍然供应不足。例如居民购买电视，仍要经过很多层次的批准和长时间的等待。有时，这些消费品的质量也不稳定。比如当时有人抱怨，从商店买的奶酪吃起来像肥皂。
应该承认，在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些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理念是根本不同的。比如SED以“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作为社会动员的口号，而西部德国却对社会发誓：“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两个口号表露出的动机和理念，正好针锋相对。同东方落后国家不同，德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已经高度发展了资本主义并造就了与之想对应的社会生活方式。上世纪30年代，西方盛行“福特主义”。所谓“福特主义”，即通过标准化产品的低成本和高工资，来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社会的高消费。其原理是，标准化生产使单一产品成本最小化；而高工资则维持了社会的高需求。这种源自美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三十年代也对德国产生重大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织曾派人到美国了解“福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到过美国的人，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先进装配线所打动，同时，他们也对美国工人的高消费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福特主义”在德国工人或其他劳动阶级中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社会生活标准，是无可质疑的。
“勒紧裤腰带”与增加工业生产，或曰国民经济中消费品积累和基本建设积累之间的矛盾，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困惑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各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对“勒紧裤腰带”的反映也差别甚大。有的国家在党的号召下可以比较长时期地坚持“紧勒”下去，有的则对“勒”和“紧”反应强烈。那些自认为可以凭能力改善生活的东部德国人，比如青年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对长期“勒紧裤腰带”的生活方式难以接受。他们希图改变生活状况，于是就想方设法越过边界，到西方寻求富足。
后来，SED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承认，当初提出“主要经济任务”这一经济发展计划，是建立在联邦德国经济将很快停滞的设想上的。他说，但在事实上，情况并没有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发生。民主德国在提出这个重大的发展计划后，仍不断地面对来自西德的政治经济压力。西德的经济发展，是每个德国人都看到了的。这构成了十年间多达200万民主德国人离开我们共和国跑到西方去的“主要原因”。乌布利希第一书记1961年1月对赫鲁晓夫说的这些话，至今听起来仍让我们感慨万分！
还有一件事情对大量东德人口逃往西方起了推动作用，这就是民主德国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骤。本来，自1953年东柏林发生群众骚乱后，SED党和民德政府有意放慢了集体化脚步。但从1958年初开始，农业集体化步骤突然加快。到1960年1月，东德农业集体化率已经从1958年以前的25.2%达到45.1%；而从1960年1月初到当年5月底，农业集体化率一下蹿升至83.6%。无庸说，急剧的集体化措施违背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的意愿（尽管德国农民有合作化传统），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引起了社会的震荡。它的副作用立刻便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显现出来：城市的肉、蛋、奶制品、蔬菜、水果等供应立刻发生紧张。而这刚好给已经取消了居民消费品配给制并正努力增加供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带来极大压力。
多年之后，许多SED党的高级干部抱怨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经互会”，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除了苏联在这个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以外，其他国家之间也没有能很好地“经济互助”。据说，正当民主德国政府为居民蔬菜供应短缺而万分窘迫时，西德报纸却刊登了西部市场西红柿供大于求从而大幅降价的消息。原来，由于出口价格的原因，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将大量西红柿出口西德，以赚取西德马克，而拒绝就近卖给民主德国。当然，此事一经披露，引起了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极大不快。
有人把民主德国比喻为“三明治”，意为它是夹在东西方两个强大力量中间的“香肠”。尽管这个比喻并不十分贴切，但它还是多少反映了某种冷战现实。为了同资本主义的西方对抗，民主德国不仅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而且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武装准备和军事构筑纳入华沙条约国的整体战略之中。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民主德国显然比任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抵前接近冷战最前线。1952年7月召开的SED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民主德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并提出建立民主德国国防军。这两项决定意味着，SED党所规定的“反法西斯和巩固民主秩序”时期宣告结束，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将成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对抗的政治军事力量。“新阶段”的直接任务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这显然是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力”步骤。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则带有强迫性质。其标准是没收超过20公顷大土地所有者的全部土地，同时没收那些没有按时纳税和交纳应交产品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并将其纳入合作组织。剥夺剥夺者，这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但什么时间剥夺和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来剥夺，则需因地制宜。经济基础脆弱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自己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不能罔顾现实条件硬性实施强力手段，付出社会稳定的大代价。同样，建立国防军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非常必要。但从社会稳定机制讲，建立国防军显然应兼顾社会经济能力，考虑其巨大的财物力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无疑，只为对抗资本主义而不计代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可是，鉴于民主德国“三明治”式的战略状态，它的确很难完全地自主决定什么。
1958年深秋，一个爆炸性的事件最终导致了柏林墙的建立。当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要求西方各占领国必须于六个月之内同苏联进行谈判，达成对德和约和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协议。否则，苏联将把管理全柏林包括控制从西德前往西柏林通道的权力，移交给民主德国。后来，人们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冠名为对西方的“最后通牒”；而由此引发的事件被称为“柏林危机”。
“柏林危机”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大量东部德国人的西逃。人们认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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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尔计划。它将大量资金和物资注入到西欧，当然也包括西部德国。二是苏联要求的100亿美元战争赔款，因西方盟国的抵制，绝大部分只能从东部德国获取。苏军在东部占领区拆运大量机器设备运回苏联，使原本已经百孔千疮的东部生产设施，遭到更大的损害。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著名照相机蔡斯?依康工厂，也是在这时作为赔偿而被运到苏联的。
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前，德共和苏联军事管制当局曾努力寻找措施，以稳定东部德国人民的生活供应。例如1947年10月9日由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234号命令，就采用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做法，对工作在生产第一线如冶金、机械、煤炭和电力部门的工人，实行保障性的食品供应。民主德国成立后，政府继续千方百计地扩大供给，解决民生问题。如提供低价配给的生活必需品，并同时设立高价非配给商店，以扩大供应，回笼货币，打击黑市。一度，西部德国人大量跑到东部，在非配给商店购买物品，再回到西部倒卖。
经过努力，民主德国人民议会于1958年5月宣布取消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7月，德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进步计划，名为“主要经济任务”（MAINECONOMICTASK），宣布到1961至1962年在人均食品和最重要的工业消费品方面超过西德。
事实上，“主要经济任务”的提出，也反映了正在出现、并不断扩大的东西德国之间的生活差距。在西方强大的经济援助支持下，西德通过货币改革，社会生产和生活都很快得到改善。从1949年到1952年，西德工业生产指数从83增长到146（以1936年为100）。1952年，西德首次赢得外贸顺差，同时，社会失业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社会消费品方面，西德早于1950年就宣布取消了配给制。在生活必需品如肉、蛋、奶、黄油、奶酪、蔬菜等供应方面，完全取消了限制。同时，代表社会生活水准的耐用消费品如电视、冰箱、电烤炉、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也普遍进入家庭生活。此外，西部德国的人均住房条件也远远超过了东部。五十年代中期，西德开始有了自选商店。人们的购物方式从而发生了质的改变。
无疑，在这片不足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行“两国两制”的共居（德国领土面积比我国云南省小近4万平方公里），要使“两制”间的人们不存在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西部的生活状况通过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甚至走亲戚等渠道，为东部民众所知悉。当年的孩子们如今还可以回忆起，他们经常看到西部来的亲戚们拿出诱人食欲的食品，听他们说家里又添置了什么新“玩意”。在孩子的眼里，西部的玩具都是先进和色彩鲜艳的。
毋庸讳言，东部的生活水平要相差很多。1958年以前，民主德国不仅生活必需品要靠配给，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人民所需的鞋、纺织品和基本服装的供应也存在困难。而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吸尘器、摩托车和汽车这些耐用消费品，则远未普及。1958年以后，人们生活因取消配给而得到很大改善，但标志社会生活富足的耐用消费品仍然供应不足。例如居民购买电视，仍要经过很多层次的批准和长时间的等待。有时，这些消费品的质量也不稳定。比如当时有人抱怨，从商店买的奶酪吃起来像肥皂。
应该承认，在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些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理念是根本不同的。比如SED以“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作为社会动员的口号，而西部德国却对社会发誓：“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两个口号表露出的动机和理念，正好针锋相对。同东方落后国家不同，德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已经高度发展了资本主义并造就了与之想对应的社会生活方式。上世纪30年代，西方盛行“福特主义”。所谓“福特主义”，即通过标准化产品的低成本和高工资，来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社会的高消费。其原理是，标准化生产使单一产品成本最小化；而高工资则维持了社会的高需求。这种源自美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三十年代也对德国产生重大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织曾派人到美国了解“福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到过美国的人，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先进装配线所打动，同时，他们也对美国工人的高消费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福特主义”在德国工人或其他劳动阶级中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社会生活标准，是无可质疑的。
“勒紧裤腰带”与增加工业生产，或曰国民经济中消费品积累和基本建设积累之间的矛盾，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困惑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各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对“勒紧裤腰带”的反映也差别甚大。有的国家在党的号召下可以比较长时期地坚持“紧勒”下去，有的则对“勒”和“紧”反应强烈。那些自认为可以凭能力改善生活的东部德国人，比如青年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对长期“勒紧裤腰带”的生活方式难以接受。他们希图改变生活状况，于是就想方设法越过边界，到西方寻求富足。
后来，SED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承认，当初提出“主要经济任务”这一经济发展计划，是建立在联邦德国经济将很快停滞的设想上的。他说，但在事实上，情况并没有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发生。民主德国在提出这个重大的发展计划后，仍不断地面对来自西德的政治经济压力。西德的经济发展，是每个德国人都看到了的。这构成了十年间多达200万民主德国人离开我们共和国跑到西方去的“主要原因”。乌布利希第一书记1961年1月对赫鲁晓夫说的这些话，至今听起来仍让我们感慨万分！
还有一件事情对大量东德人口逃往西方起了推动作用，这就是民主德国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骤。本来，自1953年东柏林发生群众骚乱后，SED党和民德政府有意放慢了集体化脚步。但从1958年初开始，农业集体化步骤突然加快。到1960年1月，东德农业集体化率已经从1958年以前的25.2%达到45.1%；而从1960年1月初到当年5月底，农业集体化率一下蹿升至83.6%。无庸说，急剧的集体化措施违背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的意愿（尽管德国农民有合作化传统），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引起了社会的震荡。它的副作用立刻便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显现出来：城市的肉、蛋、奶制品、蔬菜、水果等供应立刻发生紧张。而这刚好给已经取消了居民消费品配给制并正努力增加供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带来极大压力。
多年之后，许多SED党的高级干部抱怨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经互会”，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除了苏联在这个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以外，其他国家之间也没有能很好地“经济互助”。据说，正当民主德国政府为居民蔬菜供应短缺而万分窘迫时，西德报纸却刊登了西部市场西红柿供大于求从而大幅降价的消息。原来，由于出口价格的原因，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将大量西红柿出口西德，以赚取西德马克，而拒绝就近卖给民主德国。当然，此事一经披露，引起了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极大不快。
有人把民主德国比喻为“三明治”，意为它是夹在东西方两个强大力量中间的“香肠”。尽管这个比喻并不十分贴切，但它还是多少反映了某种冷战现实。为了同资本主义的西方对抗，民主德国不仅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而且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武装准备和军事构筑纳入华沙条约国的整体战略之中。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民主德国显然比任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抵前接近冷战最前线。1952年7月召开的SED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民主德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并提出建立民主德国国防军。这两项决定意味着，SED党所规定的“反法西斯和巩固民主秩序”时期宣告结束，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将成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对抗的政治军事力量。“新阶段”的直接任务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这显然是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力”步骤。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则带有强迫性质。其标准是没收超过20公顷大土地所有者的全部土地，同时没收那些没有按时纳税和交纳应交产品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并将其纳入合作组织。剥夺剥夺者，这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但什么时间剥夺和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来剥夺，则需因地制宜。经济基础脆弱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自己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不能罔顾现实条件硬性实施强力手段，付出社会稳定的大代价。同样，建立国防军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非常必要。但从社会稳定机制讲，建立国防军显然应兼顾社会经济能力，考虑其巨大的财物力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无疑，只为对抗资本主义而不计代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可是，鉴于民主德国“三明治”式的战略状态，它的确很难完全地自主决定什么。
1958年深秋，一个爆炸性的事件最终导致了柏林墙的建立。当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要求西方各占领国必须于六个月之内同苏联进行谈判，达成对德和约和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协议。否则，苏联将把管理全柏林包括控制从西德前往西柏林通道的权力，移交给民主德国。后来，人们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冠名为对西方的“最后通牒”；而由此引发的事件被称为“柏林危机”。
“柏林危机”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大量东部德国人的西逃。人们认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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